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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域经济如何找到新活力

县域经济如何找到新活力

  (本文首发于2018年12月20日《南方周末》)  县域商业大多时候恰恰就是互联网经济要被去掉的“中间环节”  县域经济,自古便是我国经济的基本单元。 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有云:“郡县治,天下无不治。 ”后世将这句话改编为“郡县治,天下安”,奉为圭臬。 目前,中国有超过9亿人生活在县域,占全国总人口的73%。 无需赘言,县域经济的兴衰,关系全局。

  张五常在2008年认为:“从性质和活力两方面看,中国的地区竞争自成一家,天下独有。 今天的中国,主要经济权力……在县的手里,因为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落在县一级。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,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。

”  县里出售土地,所得需跟上级分账,75%:25%(各地实际比例不一),县里拿大头。

各县招商引资,抢破头皮,地价不仅不高,反而可能是负值——土地平整好,厂房建设好,厂家搬进机器设备,“拎包入驻”。   张五常形象地把一个县类比为购物商场,投资者是商场租户,县领导是商场的管理者:“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(类比招商引资土地款),加一个分成租金(类比企业增值税)。

因为有分成,商场会小心选择租户,多方面为租户提供服务。

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租户不少优惠条件,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提供不少优惠。 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商场,做雷同的生意但各自独立经营,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。

”  时过境迁,今时不同往日,最近10年,张五常眼中的“完美商场”数量在减少,城市化进程狂飙突进,小而散的“商场”似乎失去了往昔的魔力。

2010年,中国有853个市辖区、370个县市级和1461个县。

到2016年,县级市和县分别减少至360和1366个,市辖区增至954个。 “撤县设区”、“撤(县级)市设区”成为各地行政区划改革的主旋律。

  浙江1992年开始推行“省直管县”模式,成效显著,短时间内盘活了“一县一品”的县域经济。 就在兄弟省份纷纷学习之时,浙江却发现这种模式遇到了天花板,中心城市发展滞后。 于是,浙江同步开启“撤县设区”模式,走大城市发展战略,从块状经济向都市产业圈转型升级。   在这10年的地区竞合过程中,一个重要的变量发挥了出人意料的作用,那就是“网络”。

  10年前,人们普遍认为,线上网络——互联网的蓬勃发展,会让世界变“平”。 身处县域的企业和个人,可以借助互联网的跨时空连接能力,更便捷地参与产业分工,创造价值。

  县域土地廉价,企业为何要在大城市高价买地办厂呢?县域房价便宜、出行方便,人才为何要在大城市做房奴、挤地铁呢?——广大县域,大有可为,到县域去,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去。

  然而,10年过去了,现实很残酷。 10年前“逃离北上广”的人享受了县域房价乘以2的红利,机会成本却是北上广房价乘以5;他们在县域降维发展,或许已小有所成,但错过了在新经济中心地带实现更大人生价值和财富增长的机会。

  一个10年前在县城买电器的人,如今已经习惯网购,一键下单,厂家送货上门。 传统分销体系下的县城家电商场价格无优势,被逼到墙角。 互联网经济“去中间环节”,县域商业大多时候恰恰就是这个要被去掉的“中间环节”。

电商网站注册在北上杭,直接连接全国消费者,赚全国的钱。 这便是线上网络的“虹吸效应”。

  线下网络如出一辙。 以高铁网络为例,在中国迈入高铁时代之初,舆论一边倒地展望高铁将如何促进沿线地区协同发展。 但现实是,高铁的“虹吸效应”同步显现,不同县域所受影响不一。

  华中科技大学的张克中和湖北经济学院的陶东杰研究发现,高铁开通可能增强了区域中心城市的经济集聚,导致沿线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率下降。 距离中心城市越近,所受负向影响越大,固定资产投资尤甚。

  土地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势,人才、信息和技术成为更重要的生产要素。 张五常理论中县域通过地价竞夺资源的方法正在逐渐失效,政府服务能力被摆到更突出的位置,但县域暂时无法以此为比较优势。

  线上网络和线下网络交织,大城市凭借网络节点地位、资源存量优势和行政倾斜优势,集中了越来越多的优势资源,强力吸纳人流、物流、现金流和信息流,一边做蛋糕,一边切蛋糕。  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县域经济课题组撰写的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(2017)》指出,县域经济迄今为止可分为四个阶段:供给短缺、成本低廉时代(1978—1992年),产业集聚、市场扩张时代(1992—2002年),内外共荣、投资驱动时代(2002—2008年),产能过剩、转型升级时代(2009—现在)。   张五常系统发表“县级竞争”理论的2008年,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分水岭,也是县域经济第三和第四阶段的转折点。

养活了9亿人的中国县域经济,如何在第四阶段找到新的活力之源,亟待各地改革者摸索破局。

  (作者系媒体人)编辑:武海林。